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二)



在封闭的回忆中,一切都是迅速的——迅速地生活、迅速地进食、迅速地完成一天的课业,迅速地在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夜晚中入睡。那些生活的具体细节,也一如疾驶的列车外闪烁的风景般迅速地模糊了。对于第一次离家进入集体生活的初中生来说,初来乍到的兴奋也迅速地被学校里的刻板迅速磨平,剩下一坨模糊不清的影像。每一天都是在机械的时刻表中开始的,清晨六点半,宿舍里的广播就会突然响起巨大音乐声,我总会在心跳加速中被迫睁开眼睛、起床、洗漱、将被褥塑造成一个棱角分明的存在,然后头也不回地奔驰下楼,凭借直觉融入黑暗中跑操的队伍。身旁的每个人都在瑟瑟发抖,回忆着昨夜的梦;也有人气急败坏、不住地停下来,蹲在队伍之外,将鞋带解开,再慢腾腾地系上。

几年之后,当我在图书馆里读到福柯的时候,我不禁想起那段做早操的日子。这是多么熟悉的、充满自赏与自嘲的時刻啊:你身体的每个动作被时间切割成了碎片,被全然地监视、要求以机械化地重复、并以惩罚相震慑,为了达成某种教育风格的统一性;相反,这种无常的暴力机制却让我也在懵懂之中滋长了不安与反抗的欲望。我越来越喜欢同老师作对。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在夜里熄灯之后,开始自己真正的人生。彼时我与众生共居201室,此处旋即成为地狱宿舍,夜里漫长的时间被我们用于扯淡、给女生写情书、性幻想、玩GBA、分享磁带和CD,制造噪音,直到检查的宿舍老师怒不可遏地敲门警告——敲门通常意味着扣分,对于班主任来说,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宿舍管理的分数又与他们的工资相关。至于我们的班主任——一个言辞犀利,外表具有迷惑性的年轻女人,我们始终乐于为她制造麻烦,我们报复性地夜夜劳作,第二天困顿不堪地出现在教室外,或是接受疾风暴雨般的指责,享受着说不清是哪里来的快感;或是正在上课的中途,被棒喝赶回宿舍打扫卫生——匆匆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四下寂静,几个同病相怜的倒霉鬼正匆匆赶往相同的方向,一道令人心碎的风景。回忆起来,这多少有些变态。

彼时我常常感觉到整个世界对我都不甚友好,但事实却是,我一直在与青春期作困兽之斗。这是一场孤独的战役,因为我大可顺理成章地把一切责任推给这个庞然大物,是它驱动着我体内所有的躁动与异端,也让我始终充满了愤怒。我把这些情绪表达得一清二楚,多少在赌气中报复性地学习,迫使老师对我的成绩也无话可说,虽然我丝毫不愿以此取悦他们。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我那些夜夜把头埋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习的同学们当时的想法,如果仅仅是为了功课,我认为白天的时间绰绰有余,而如果是为了表现某种品质,这样的行为未免成本太高。

无论如何,当时的实验中学就是如此,封闭的环境逼迫人们做出许多怪异的举动,有人会突然消失,在学校的某个角落泣不成声地被人找到,有人营养不良,晕倒在升国旗的队伍之中,有人一遇到瓢泼大雨就会跑出去听歌,散步,将全身淋湿,沉浸在令人困惑的浪漫之中。更多的人选择每晚睡觉前对着教学楼大吼大叫,任凭他们那尚处在转型期中的声带撕扯出无意义而转瞬即逝的只言片语。我尚不懂得是生活,总以为每天对着黑板发呆便是人生,食堂5号窗口一块五的火腿肠夹馍就是人生,每天和门卫软磨硬泡求得出门的机会就是人生,圣诞节前夜买来各种劣质的喷雪来毁灭每个人的头发和外套就是人生,翻墙去蓝海网吧上网就是人生,至于每周六中午全校集合列队放学回家,纵使背包里填满一个星期的脏衣服,兜里穷得叮当作响,也足以成为人生里无以伦比、最为美妙的时刻。这些简单的生活保持了粗粝的美感,使人难为情地忍不住回首,也使人莫名发笑。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一所中学的个人记忆(一)

2001年的秋天,我13岁,刚刚从小学毕业,在经历了两个多月连续的考试、等待、选择与辗转之后,入读Y市实验中学。

这所年轻而有野心的中学的建立在当地视作是一件大事,它被Y这所小小的城市赋予了极大的期待。长久以来,那些和我的父母年龄相仿,整日为生计奔波的家长们在子女学校的选择上始终苦于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他们有时甚至会无力地感觉到,在整个城市中竟然难以找到一所可以值得信赖的初中。终于,在声称吸纳了不同学校的优秀教师,推行寄宿制,严格军事化管理的实验中学的诞生之后,他们似乎在这座城市教育不景气的暗色中看到了一抹希望。

我对这所中学的最为经典的印象,是我第一次见到它时的场景:下午四点左右,眼保健操时间——一个做什么的都太早而做什么又都太晚的尴尬时刻,少年少女在校园里结伴而行,他们兴奋地像是没有经历过时间的考验,谈笑间中还留有胜利者的狂喜,那是他们从选拔中胜出的嘉奖。这种无法掩饰的新奇感与刚刚独立生活、不懂得规律作息带来的生理紊乱一道,构成了这一批学生的独特的外观:扁平的声音、扁平的身体、负荷着身体内部外部的压力。至于那被严格要求控制在耳垂之上的短发,在关于当时具体形象的记忆中,更像是一种便于自我指认的符号。

他们的父母被拒绝进入学校,在校园外自动排成几层人墙,拥挤着齐齐地面向这个幽闭的所在。他们或是踮起脚尖,透过学校的铁门向里边张望着,或是隔着铁门倾听着他们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个封闭的世界里闪过的世间万象,以及那些新奇的、未曾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出现过的白天和夜晚、快乐与痛苦,继而于言谈中,巧妙避过保安的视线,忧心忡忡地将带来的食物衣服小心翼翼地从铁门中传递。他们的孩子揣了满怀的补给,痴笑着踩踏一路的上课铃声径自离去。

2011年11月6日星期日

孤岛日志(3)


两个多月前就买好了坂本龙一演出的票,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这日子。

教授把地点选在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er)的Royal Festival Hall,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是黑眼珠黄皮肤的亚洲面孔。我笑曰,全伦敦的日本人大抵今晚都来了吧。果不其然,随着开始时间的临近,耳朵周围热闹起来。叮叮咚咚,尽是学了三月,却已忘却大半的“宁静的语言”。

日本人看起来永远那么彬彬有礼——平辈之间,总要寒暄半响,毋宁说那些有尊卑之分的老老少少了。礼节——占去了他们人生中大多无用的时间。想到这里,惊觉在国内呆久了,觉得必要的礼节也是浪费时间,不知是遗憾,还是其他别的什么。

灯光暗淡下来,临场前的安静等候充满着初级的兴奋、偶像式的憧憬、还有那些由回忆填满的不同期许。教授的一头银发出现舞台上,人群欢呼,他只是招了招手,旋即进入主题。

我闭着眼睛听完了大半,几次有落泪的冲动——这绝非我本人对坂本龙一的热爱,或是见到偶像般的兴奋,而是——在演出结束的几日之后,猛然回想起本雅明所说的“灵光消逝的年代”,深感发达之电子设备、瞬息万变的新技术几近将世界的棱角磨平,世界早已在年轻人未曾见识到她那五彩斑斓却又充满威严等级的秩序之前无可奈何地完成了祛魅,而我,即是受害者,又是得益者。所幸之事乃是,在坂本的演奏会上,我见证到了“灵光”的惊鸿一瞥,即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也足以震撼一颗许久以来面无表情的心灵。

混杂着初秋的颤抖与震慑我回到Caledonian的住处,打开周四电影课必须影片《站台》,那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光景。坦诚地说,我从未想过贾樟柯的电影会是如此地优秀——至少我童年里那些遥远的背景音乐被唤醒了,那些荧幕上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像是我曾经年轻过的父辈们。

如果没有这些诚恳的镜头,我几乎要忘记了父母——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相似的青春这一事实。在那些尘土飞扬的小镇里,我的父辈或许亦曾有过相同的彷徨,无所事事的下午,四处碰撞而无处可逃的激情。看到最后竟有些想念那个遥远的老房子,录音机叽叽喳喳地播放着过时的流行歌曲,母亲哼着调调做饭,父亲提着两壶开水,正在用肩膀撞门。我躺在沙发上,正在茫然而无意识地记下这傍晚的旋律,供给那个十几年后在夜里热泪盈眶地回忆起来这一切的年轻人。

11月1日

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孤岛日志(2)

17日去了剑桥。能从这个星球上的语言中找到称赞这所大学的形容词已经不多了,和每一个来到此地的游客一样,我也在三一学院广阔的内厅里踱步,为夕照中的国王学院图书馆而拜倒,圣约翰的小教堂里屏住呼吸。中国人尤其多,竟有说不出来的反感。大抵是因为他们吵闹的样子,拿着名贵的包包拍照的样子。抬头看天光云影,低头走过一座座可爱的桥,在康河上飘荡,小船载满历史,行了四十分钟。

夜晚降临我就去在著名的酒吧THE EAGLE用餐,邻桌的老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Lawrence, 伦敦人,在三一学院读法语,毕业就住在了剑桥。最喜欢的诗人是波德莱尔,谈到罗素时,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老师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我问他,你去过我那疯狂的国家吗?他摇摇头,我们搁置了不愉快的话题,并把讨论继续推向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拜伦、艾略特、他顽固的姑姑、以及汉语中没有时态这一令人惊奇的现实。喝的麦芽酒叫ABBOT,味苦,后劲不小。

夜里10点,在一路断断续续的音乐中,回到了躁动的伦敦。竟有回家的感觉。

2011年8月23日星期二

孤岛日志(1)

前几日初到亚非学院图书馆,上两层楼,转两个弯,于沙沙的翻页声中,就走到了卷帙浩繁的中国藏书区。随手拿起一本董桥的散文集,翻开第一篇《不是书话》,写的竟是他初次进入此处的感受:

“远远就看到有个架子上摆着十几函的《国朝碑传集》。轻轻穿进那两道书墙,又看到几十函的《国朝蓍献类征》,看到《西园见闻录》。线装书的纸香扑鼻。突然想到一种酒,叫“满楼香”。有点莫名其妙。这地方总是这样静。只闻到满楼的书香。”

满楼的书香我是闻到了——或许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底楼餐厅,却总是宁静而撩人的。对那些大部头的经典全集我始终充满敬畏,却无甚兴趣,只是不自主地停下来,在一排排种类齐全的港台书前驻足观望,贴近距离考察那些繁体字密密麻麻的有机组合,仿佛是凝视(gawp)自己基因中缺掉的一环。

记得陈丹青曾放言说,中华两千年文脉已断。说这话的派头,似乎是在暗示言说者有着谈笑间就能再续前缘的魔力。然而文脉是否说断就断,断的程度如何,断了几次,都不可知,亦不可考,但至少在繁体字印刷物背后,人们能感知到一个最后的庇护之所在。它们不仅仅提供了历史的另一侧面,更是从革命的话语中绕道而行,走着文学的脉络也许本应前行的方向。

我仓促地走出图书馆,整个东半球正沉入睡眠。两万里之外,中国在提前八个小时的世界中,正在自己坚持的动态中高速运转,进入它庞大身躯新陈代谢的某个必要步骤,书生的叹息与希冀,终究也只是齿轮之外的一声杂音。

不远处罗素广场边上的艾略特旧居阴冷地矗立着——几十年,几百年,一如既往,似乎连笼罩头顶的天气也不曾变过,恰如董桥写的那般:“窗外天色有点迷蒙,像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的墨色。”